林和立﹕中國人民真的自我感覺良好？

【明 報專訊】記得1973年跟一批大學同學首次回國，北京、上海與其他地方的官員都毫不例外地做「憶苦思甜」的論述，用一大堆比較統計數位說明老百姓解放後生 活改善了多少倍。這「唱好民粹」到今天沒有改變。北京即將大事慶祝共和國60周年，報刊照例鋪天蓋地宣揚「永久執政黨」的豐功偉績。在一甲子之間，全國人 均存款增長約1萬倍，城鎮居民與農民收入扣除通脹後實質增長分別為18.5倍與11.8倍。60年前肉類消費平均每人每年4公斤，去年達到54.8公斤， 增長12.7倍；中國人平均壽命則從解放初期的36歲躍升到現在的73歲。

無可置疑，大部分人民收入多了、吃得更豪、活得更長，但在輝煌的數位後面我們要問：中國人快樂嗎？自我感覺良好嗎？先不說失業的工人和普遍開工不足的農民，就看看所謂年收入介乎6萬到20萬人民幣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情。

「中產人士」網上吐苦水

據中國社科院與其他智庫的統計與預測，差不多一半人口到2020年便可進入中產族群的「美好新世界」，但中產分子真的這麼優游嗎？要知道城市工資雖 然長了不少，但物價，尤其是服務行業收費膨脹得更驚人。這就是為什麼在國慶前夕有這麼多網民訴苦！聽聽一位叫顧俊的「中產人士」反映高收入群體的苦水：

「一個人年收入10萬，不算少，夠中產了。但要是已婚，但妻子不工作、沒收入，還有個孩子，假如家裏有人患病，家鄉還有老父母甚至祖父母需要照顧，一年下來，剛剛夠對付。這樣的人花起錢來，已習慣一分錢掰兩半用的老人一樣，哆哆嗦嗦，物質生活上完全稱不上『體面』。」

顧先生的結論是，他和不少同事都是「被中產」了。即如很多工人投訴他們的工資「被增長」了一樣，即是說，官方統計數位說他們掙了多少錢而且生活多好，但其實並非這回事！

當然，報喜不報憂的黨政部門與傳媒不會透露一些對普羅大眾更有意義的數位，例如實質通脹率，尤其是醫療、教育與房屋等開支在20多年間茘升到怎麼樣 的天文數字。經常往內地跑的港人都知道，不少城市規模較大水平較佳的醫院收費甚至比港、台更貴，而北大、清華等「尖子」大學的學費、雜費加起來和香港的大 學相若。更重要的是，《論語》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名訓，1950年代初期中國人普遍很窮，但因為沒有明顯的貧富懸殊與剝削階層，民眾雖然物質貧乏，但 心情還算踏實。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學生開始對「官倒」與貪污現象說不，反貪遂成了1989年學運的主旋律之一。但在20年前，社會各階層的分化與不 平等競爭還剛開始。

弱勢階層「仇富」心理愈演愈烈

隨覑「中國式走資」模式開花結果，階級間的博弈愈來愈殘酷。胡溫在2002年底執政後，暴發戶在剝削低下階層之餘拚命炫耀追英趕美的超豪奢華，而赤 貧的弱勢階層的「仇富」心理則愈演愈烈。不是嗎？改革30年帶來的財富大部分不是入了包括高幹子弟在內等富豪大款的口袋，便是進貢給國庫與富可敵國的 150家央企。中國居民收入佔GDP比重從10年前的53%降到2006年的41.4%，比發達國家的同一比例低15%左右。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控制了全 國35%以上的財富。按聯合國的 定義，中國還有近1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下，但家財起碼100萬美元的富戶在去年已超過39萬。除了明顯的貧富懸殊外，「粗獷式發展」帶來的惡果主要由低下階 層承受。最顯著是極端惡劣的環境污染，例如全國65%以上的人喝不到乾淨的水，但這影響不了權貴與富戶，因為後者非進口礦泉水不喝！

在這種氛圍下，不要說天天給「新剝削階層」欺凌魚肉的民工，即使是中產與專業人士的心情也不會太暢快。難怪中國的自殺與出國率都非常高。每年有超過 25萬人自殺，佔全世界四分一以上；最可怕的是自殺竟然是15到34歲人士的頭號殺手。當然，有條件有辦法的人乾脆一走了之。自1980年代初到今天大概 有140萬學生留學，選擇回國的不到28%；而且不少「海歸」已有外國護照，他們回國主要是掙錢，不少這類精英都把配偶與兒女留在歐美讀書與生活。

中國人最基本的人權也享受不到

中南海統治階層不願意接受的現實是，儘管新聞封鎖政策有加緊無放寬，但時代變了，大陸網民已超過全美國的人口，而且其中上億的有識之士已從網絡了解 到世界各地的真面貌！今天中國人的要求已不光是吃肉與長壽。衣食足而知榮辱；用馬克思的語言說，當「下層建築」，即經濟、科技與生產關係等發展到了一定水 平，人民便要求享有屬於「上層建築」的精神產品，包括人權、言論自由等「普世價值」。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中共宣傳大員還60年如一日地搞生產統計或高檔生 活用品的「比較數位騷」實在太不合時宜！

一甲子過去了，13億中國人連最基本的人權也享受不到！不要說國際認可的普舉與言論、出版或結社組黨等自由，連禁錮農民50多年的戶口政策也取消無 期！其他嚴重剝奪人民權利的例子多不勝舉！例如起碼的司法公正欠奉，導致每年幾百萬蟻民要到縣城、省會甚至北京上訪，而且上訪民眾還經常遇到不人道的對 待！又例如深受國際人權組織與國內法律界詬病的勞教制度，即公安局可以不經過任何法律程式把「嫌疑人物」關進勞教所或勞改營長達3年！更不要說北京對少數 民族地區，包括西藏與新疆進行長期的「漢化」運動，變相剝奪藏民與維吾爾人士的保存他們語言、文化與宗教的權利。

凡此種種，便解釋了為什麼雖然官方媒體把「十一」歌頌為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可是軍警與公安部門竟要動用幾十萬武警與特警確保首都安全！假如老百姓的自我感覺有如中南海大員這麼良好的話，中共領導層有需要如此誠惶誠恐、如臨大敵地搞這個世紀大騷嗎？

蔡子強﹕「指引主義」與常識、判斷之死

【明報專訊】繼去年12月，發生過一宗事件，一名男士心臟病 發暈倒於醫院大門前，兒子向詢問處職員求救，卻因程序問題而被要求自行報警，結果病人死於院外。上個禮拜，明愛醫院 再發生類似因僵化程序而延誤治療的事故。

一名學生在校打羽毛球時，遭同學揮拍擊傷左眼並流血，被校方第一時間送至瑪嘉烈醫院 ， 再被轉介至明愛醫院眼科專科門診。但明愛醫院卻不接納男童以學生手冊作身分證明文件，要求預繳700元非本地人診金，剛巧男童家長即時沒有足夠現金，被迫 由元朗趕返青衣住所拿取證件送至醫院，令男童的治理遭到延誤，令該醫院再一次遭各方指摘。對此，明愛醫院的回應是，承諾會檢討現行規定。情况就如去年12 月事發後的一樣。

「指引至上」主義

我不認為事件是源於如部分傳媒情緒化的批評如「唔夠錢唔醫」、又或者「見錢眼開」等市儈原因，反而是牽涉現代人「鳥籠理性」的迷思。

就如立法會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 指出：「好明顯是員工怕孭鑊，擔心不按本子辦事會出問題。」

有公立醫院醫生表示，明愛職員是「執正來做」。「有些部門睇走數睇得好緊，職員可能擔心如果畀人走數，會被問責，普通文員話唔到事。」

另外亦有評論指出，公立醫院每次在醫療事故後，都會發出新指引，但其實卻只會更加鼓勵恍如驚弓之鳥的員工，更加誠惶誠恐的按指引辦事。

其實這都道出了今天香港公共事務上的一個怪現象：就是每當公營機構出錯，官僚為了「卸膊」，最快速度平息指摘，轉移視線，就會拋出一千零一度板斧 ——承諾盡快制訂相關「指引」，又或者修訂現有「指引」。而輿論又會很快「收貨」，人們好像認為只要依據一套詳盡的指引辦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卻沒有考 慮到，這會怎樣衍生出新的問題，以及塑造出一個怎樣僵化的社會。

德蘭修女的遺憾

Philip K. Howard在其所著《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一書中，探討正以幾何級數倍增的規章、指引，今天如何扼殺美國 人的「常識」（common sense）和「判斷」（judgment），讓社會愈來愈窒息，失卻活力。作者提到以下一個有關德蘭修女的故事。

1988年，一個慈善團體擬在紐約 市建設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中心，德蘭修女熱心參與其中。慈善團體籌措了50萬美元 ， 市政府亦以一美元象徵性價錢捐出一座荒廢了的物業，本以為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絆住。原來紐約市在建築上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在新建 （或改建）的多層大廈當中，必須設有升降機。慈善團體堅持他們講求刻苦的信仰，不會讓他們用上這部升降機，而更重要的是，這會讓他們額外耗費多10萬美 元，德蘭修女認為，這筆錢應該花在為窮人準備的食物上，才更加實惠。結果一個原本可以造福窮人的方案，就此拉倒。其實，無家可歸的窮人，只要有瓦可遮頭， 便已經心滿意足，根本不會介意是否有升降機。結果一些無謂和僵化的教條，造成了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

戈爾 的慨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便曾經指出，在1960年代，政府不是以如此多如牛毛的繁文縟節，一板一眼去處理公務的，例如叢林守護員只要攜帶一本可放在襯衣袋的小冊子，便可憑著常識和判斷，去處理大 小工作。但如今他們卻得翻上如枕頭般重甸甸的幾大冊，效率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發展出一種思維，就是以清晰及精確的指引，來保證做法上的一致性，消除偏頗，以及不確定性。這種倡議，在學術界、政界、司 法界、管理層等之中，都大有市場。結果就如作者所說：「Detailed rule after detailed rule addresses every eventuality, or at least every situation lawmakers and bureaucrats can think of.」

作者指稱如此便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a system of regulation that goes too far while it also does too little.」——少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一棟庇護中心都建設不到、一條生命也拯救不到、一顆眼睛也可能有一天挽回不到……

《到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海耶克指出，規章扼殺主動性和創意，嚴緊規劃扼殺演化和改良。我們要有容得下意外、錯誤的胸襟和空間，好讓新的意念可以出現。跌跌碰碰中試著走，才是進步的關鍵。

消防員的故事

近日亦發生了另一宗新聞，消防員在阻撓一名企圖跳樓的女士時，發生了糾纏，千鈞一髮之際，不單事主甚至連消防員自己也有墮樓的危險，最後消防員唯有 拳擊事主頭部嘗試把她制服，再行營救，事後被部分輿論批評濫用暴力。當在一個電台phone-in節目討論及此事時，有評論說政府應考慮為此制訂和提供指 引，卻惹來一位消防員致電質疑，說他們的工作覆蓋面闊，甚至包括攝氏30多度上山營救小狗，難道又要為如何抱著小狗制訂指引﹖（以免被指摘虐畜﹖）

這令我想起前述戈爾的慨歎。當消防員背負太多的指引時，只會蠶食他們的判斷，令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可能喪失了救人的能力。

人是要有「常識」和「判斷」

規章、指引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之惡」，但同時我們也務必要小心，不要把之當作一個「comfort zone」，當問題發生後，作為一種方便快捷的政治交代方式，甚至真的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陷入如此的迷思當中。明愛醫院一而再的事故提醒我們， 即使在指引叢中，愈鑽牛角尖，也不代表可以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

我們是人，活生生的人，需要有常識和判斷。那幾位牽涉的明愛醫院員工，需要的其實也只是十分普通的醫者常識和判斷，僅此而已。

自願驗毒計劃 在語言上的暴力傾向

【明報專訊】校本自願驗毒計劃既然被認為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惹來那麼強的反彈？筆者認為那是官方在用語上欠缺了敏感，不覺察到驗毒這個名詞所隱含的侵略性。

有電台主持人及家長認為，驗毒計劃的措施沒有不好的地方，只要過了驗毒的測試，便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因而甚至建議，整個家庭都應該去驗毒。同樣的 邏輯，一些官員亦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加入驗毒的行列，有點為善不甘後人的姿態。不過，校本自願驗毒計劃的本質是否一樁善舉？這樣去合理化驗毒的意涵又會否 扭曲了教育的過程？

校本自願驗毒的意涵

在校園內吸毒之風似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一般人都會認為，政府應該也要做點事情，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想法。不過，把「自願」、「驗毒」、「計劃」三 者放在一起卻是一件甚為滑稽的事。因為，一般計劃的目的理應是要去推廣一些正面的意識，但此計劃在用語上傾向於侵略性，強調驗毒多於禁毒或抗毒，在實際的 行動上把所有的學生都變成為被懷疑的對象，送到審判台前，即時帶來不被尊重的感覺，使「大人」（包括教育官員、老師和家長）與學生的世界對立，這種意識怎 會是正面的？對學生來說，更不是一件善事。

驗毒，不論是自願與否，與驗豬流感和驗愛滋病 毒 不同：若是後者，在不清楚自己是否患有病毒的情况下，當然要透過檢驗得知，才會安心，政府因應需要而提供服務，必然會得民心；前者卻有截然不同的意涵，每 一個學生都應該清楚自己是否有吸毒的習慣，因此，此計劃要求同學驗毒的目的實質上並不是為他們求安心的目的而設，說要向大眾交代自己是清白的這個借口更是 無稽之談，是一種擾民的歪理，將會使校園受到一種「白」色（「白粉」乃毒品的俗稱）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自願驗毒的智慧剖析

又說，把驗毒改為自願驗毒，便能消除不尊重的質疑，這種思維也難以叫人信服，原因並不複雜。首先，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答案應是不會 的，因為不驗也可以知道（只是想知的人不知）；第二，沒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答案不該是會與不會的問題，因為，除了要滿足要表明清白之身這種 言論以外，那只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第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若真的不知道，如不清楚是否患上豬流感一樣，答案是會的，但 是，世上不應該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因為，應該沒有學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吸毒的習慣，奇怪的是，自願驗毒計劃的對象好像就是以這一類不存在的人為目標。

從宣傳的角度來看，這個計劃已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把全城對這件事的注意力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升了很多，但在教育的意義上，卻值得商榷，冒著破壞多種關 係的危險去換取即時眼見表面的效果。恐怕，我們的「大人」把焦點放錯了吧，需要看重的對象應不是毒這個概念，而是學生本身：強調驗毒只會把學生放在受操縱 的位置，在語言運用上帶有侵犯性，若稍為「微調」一下，高舉抗毒卻能與他們結盟。相信，教育界在這件事情上可以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與學生結盟抗毒，而非 與他們對立，迫他們驗毒，起碼在語言上不要令他們遭到暴力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