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tember 24, 2009

蔡子強﹕「指引主義」與常識、判斷之死

【明報專訊】繼去年12月,發生過一宗事件,一名男士心臟病 發暈倒於醫院大門前,兒子向詢問處職員求救,卻因程序問題而被要求自行報警,結果病人死於院外。上個禮拜,明愛醫院 再發生類似因僵化程序而延誤治療的事故。

一名學生在校打羽毛球時,遭同學揮拍擊傷左眼並流血,被校方第一時間送至瑪嘉烈醫院 , 再被轉介至明愛醫院眼科專科門診。但明愛醫院卻不接納男童以學生手冊作身分證明文件,要求預繳700元非本地人診金,剛巧男童家長即時沒有足夠現金,被迫 由元朗趕返青衣住所拿取證件送至醫院,令男童的治理遭到延誤,令該醫院再一次遭各方指摘。對此,明愛醫院的回應是,承諾會檢討現行規定。情况就如去年12 月事發後的一樣。

「指引至上」主義

我不認為事件是源於如部分傳媒情緒化的批評如「唔夠錢唔醫」、又或者「見錢眼開」等市儈原因,反而是牽涉現代人「鳥籠理性」的迷思。

就如立法會 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 指出:「好明顯是員工怕孭鑊,擔心不按本子辦事會出問題。」

有公立醫院醫生表示,明愛職員是「執正來做」。「有些部門睇走數睇得好緊,職員可能擔心如果畀人走數,會被問責,普通文員話唔到事。」

另外亦有評論指出,公立醫院每次在醫療事故後,都會發出新指引,但其實卻只會更加鼓勵恍如驚弓之鳥的員工,更加誠惶誠恐的按指引辦事。

其實這都道出了今天香港公共事務上的一個怪現象:就是每當公營機構出錯,官僚為了「卸膊」,最快速度平息指摘,轉移視線,就會拋出一千零一度板斧 ——承諾盡快制訂相關「指引」,又或者修訂現有「指引」。而輿論又會很快「收貨」,人們好像認為只要依據一套詳盡的指引辦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卻沒有考 慮到,這會怎樣衍生出新的問題,以及塑造出一個怎樣僵化的社會。

德蘭修女的遺憾

Philip K. Howard在其所著《The Death of Common Sense: How Law is Suffocating America》一書中,探討正以幾何級數倍增的規章、指引,今天如何扼殺美國 人的「常識」(common sense)和「判斷」(judgment),讓社會愈來愈窒息,失卻活力。作者提到以下一個有關德蘭修女的故事。

1988年,一個慈善團體擬在紐約 市建設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庇護中心,德蘭修女熱心參與其中。慈善團體籌措了50萬美元 , 市政府亦以一美元象徵性價錢捐出一座荒廢了的物業,本以為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絆住。原來紐約市在建築上有一條硬性規定,要求在新建 (或改建)的多層大廈當中,必須設有升降機。慈善團體堅持他們講求刻苦的信仰,不會讓他們用上這部升降機,而更重要的是,這會讓他們額外耗費多10萬美 元,德蘭修女認為,這筆錢應該花在為窮人準備的食物上,才更加實惠。結果一個原本可以造福窮人的方案,就此拉倒。其實,無家可歸的窮人,只要有瓦可遮頭, 便已經心滿意足,根本不會介意是否有升降機。結果一些無謂和僵化的教條,造成了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

戈爾 的慨嘆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便曾經指出,在1960年代,政府不是以如此多如牛毛的繁文縟節,一板一眼去處理公務的,例如叢林守護員只要攜帶一本可放在襯衣袋的小冊子,便可憑著常識和判斷,去處理大 小工作。但如今他們卻得翻上如枕頭般重甸甸的幾大冊,效率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

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發展出一種思維,就是以清晰及精確的指引,來保證做法上的一致性,消除偏頗,以及不確定性。這種倡議,在學術界、政界、司 法界、管理層等之中,都大有市場。結果就如作者所說:「Detailed rule after detailed rule addresses every eventuality, or at least every situation lawmakers and bureaucrats can think of.」

作者指稱如此便出現了一個弔詭的結果:「a system of regulation that goes too far while it also does too little.」——少到一個地步,甚至連一棟庇護中心都建設不到、一條生命也拯救不到、一顆眼睛也可能有一天挽回不到……

《到奴役之路》一書的作者海耶克指出,規章扼殺主動性和創意,嚴緊規劃扼殺演化和改良。我們要有容得下意外、錯誤的胸襟和空間,好讓新的意念可以出現。跌跌碰碰中試著走,才是進步的關鍵。

消防員的故事

近日亦發生了另一宗新聞,消防員在阻撓一名企圖跳樓的女士時,發生了糾纏,千鈞一髮之際,不單事主甚至連消防員自己也有墮樓的危險,最後消防員唯有 拳擊事主頭部嘗試把她制服,再行營救,事後被部分輿論批評濫用暴力。當在一個電台phone-in節目討論及此事時,有評論說政府應考慮為此制訂和提供指 引,卻惹來一位消防員致電質疑,說他們的工作覆蓋面闊,甚至包括攝氏30多度上山營救小狗,難道又要為如何抱著小狗制訂指引﹖(以免被指摘虐畜﹖)

這令我想起前述戈爾的慨歎。當消防員背負太多的指引時,只會蠶食他們的判斷,令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可能喪失了救人的能力。

人是要有「常識」和「判斷」

規章、指引或許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之惡」,但同時我們也務必要小心,不要把之當作一個「comfort zone」,當問題發生後,作為一種方便快捷的政治交代方式,甚至真的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萬應靈丹,陷入如此的迷思當中。明愛醫院一而再的事故提醒我們, 即使在指引叢中,愈鑽牛角尖,也不代表可以解決層出不窮的問題。

我們是人,活生生的人,需要有常識和判斷。那幾位牽涉的明愛醫院員工,需要的其實也只是十分普通的醫者常識和判斷,僅此而已。

自願驗毒計劃 在語言上的暴力傾向

【明報專訊】校本自願驗毒計劃既然被認為是一件「好」事,為什麼惹來那麼強的反彈?筆者認為那是官方在用語上欠缺了敏感,不覺察到驗毒這個名詞所隱含的侵略性。

有電台主持人及家長認為,驗毒計劃的措施沒有不好的地方,只要過了驗毒的測試,便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因而甚至建議,整個家庭都應該去驗毒。同樣的 邏輯,一些官員亦自告奮勇,表示願意加入驗毒的行列,有點為善不甘後人的姿態。不過,校本自願驗毒計劃的本質是否一樁善舉?這樣去合理化驗毒的意涵又會否 扭曲了教育的過程?

校本自願驗毒的意涵

在校園內吸毒之風似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一般人都會認為,政府應該也要做點事情,這無疑是一個正確的想法。不過,把「自願」、「驗毒」、「計劃」三 者放在一起卻是一件甚為滑稽的事。因為,一般計劃的目的理應是要去推廣一些正面的意識,但此計劃在用語上傾向於侵略性,強調驗毒多於禁毒或抗毒,在實際的 行動上把所有的學生都變成為被懷疑的對象,送到審判台前,即時帶來不被尊重的感覺,使「大人」(包括教育官員、老師和家長)與學生的世界對立,這種意識怎 會是正面的?對學生來說,更不是一件善事。

驗毒,不論是自願與否,與驗豬流感和驗愛滋病 毒 不同:若是後者,在不清楚自己是否患有病毒的情况下,當然要透過檢驗得知,才會安心,政府因應需要而提供服務,必然會得民心;前者卻有截然不同的意涵,每 一個學生都應該清楚自己是否有吸毒的習慣,因此,此計劃要求同學驗毒的目的實質上並不是為他們求安心的目的而設,說要向大眾交代自己是清白的這個借口更是 無稽之談,是一種擾民的歪理,將會使校園受到一種「白」色(「白粉」乃毒品的俗稱)恐怖的氣氛所籠罩。

自願驗毒的智慧剖析

又說,把驗毒改為自願驗毒,便能消除不尊重的質疑,這種思維也難以叫人信服,原因並不複雜。首先,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答案應是不會 的,因為不驗也可以知道(只是想知的人不知);第二,沒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答案不該是會與不會的問題,因為,除了要滿足要表明清白之身這種 言論以外,那只是一種不理性的行為;第三,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吸毒習慣的學生會自願去驗毒嗎?若真的不知道,如不清楚是否患上豬流感一樣,答案是會的,但 是,世上不應該有這樣荒謬的事情,因為,應該沒有學生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吸毒的習慣,奇怪的是,自願驗毒計劃的對象好像就是以這一類不存在的人為目標。

從宣傳的角度來看,這個計劃已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把全城對這件事的注意力在很短的時間內提升了很多,但在教育的意義上,卻值得商榷,冒著破壞多種關 係的危險去換取即時眼見表面的效果。恐怕,我們的「大人」把焦點放錯了吧,需要看重的對象應不是毒這個概念,而是學生本身:強調驗毒只會把學生放在受操縱 的位置,在語言運用上帶有侵犯性,若稍為「微調」一下,高舉抗毒卻能與他們結盟。相信,教育界在這件事情上可以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與學生結盟抗毒,而非 與他們對立,迫他們驗毒,起碼在語言上不要令他們遭到暴力的對待。

Saturday, June 20, 2009

宿舍滿輔導爆 戒毒要等兩月 9月試行自願驗毒 機構恐「找得到幫不到」

【明報專訊】正生書院學位「爆棚」只屬冰山一角。禁毒處資料顯示,今年首季入住自願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中心或中途宿舍的21歲以下人士,較去年同期 上升23.8%。本報詢問多間提供戒毒宿位及輔導服務的機構,多間機構指因警方加強執法及多了家長帶子女求助,有宿位輪候期延長至兩個月或以上,就連社工 輔導服務亦同樣要等候長達兩個月。

有機構批評下游戒毒服務已近癱瘓。雖然政府期望提早在今年9月在部分學校先試行驗毒計劃,但若戒毒及輔導服務超負荷,最終可能出現「找得到幫不到」的困局。

機構﹕求助者或「唔等得」

本報致電3間提供戒毒宿位及7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大部分機構服務輪候期均有增加,只有一些新近投入服務的機構仍未出現飽和(見表)。有機構擔心求助者「唔等得」,時機一過未必會再回頭求助。

芬蘭 差 會靈愛中心社工郭先生表示,宿位輪候時間由過往4周以內,增至目前8至12周,「現在已有10多人在輪候,新的申請人最快都要等到8月中才有位」。基督教 互愛中心事工總監李輝平亦表示,求助數字上升相信與警方加強執法有關,不少求助個案均為感化官轉介,現時輪候宿位時間要一至兩個月。

除了宿位,濫藥者輔導服務需求亦甚殷。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督導主任鄧錦標認為,現時下游的戒毒服務已癱瘓,雖然有更多家長帶子女求助,但卻出現及早識別、但未能及早介入的情况。

路德會﹕輪候輔導期達8周

他表示,路德會旗下的青怡中心及青欣中心,輪候輔導時間由5日至14日延長至8星期,每月新求助個案升到80至100宗,部分舊個案更要提早結束,騰出人手處理新個案。

不過,禁毒處資料卻顯示,7間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中心今年首季的21歲以下新收個案,較08年同期減少48.1%,鄧解釋﹕「頭一季我們已爆到要凍結再收人,數字未能反映有幾多人排隊。」

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 形容,現時情况已「好大鑊」,由於政府增加打擊吸毒的宣傳,愈來愈多家長懂得分辨子女有否吸毒,令求助人數上升,但求助人卻要等候數周甚至數月才可得到宿位及服務,令家長十分徬徨,促請當局增加資源。

Monday, June 15, 2009

毒禍蔓延 兩成中學失守

【明報專訊】本報得悉,有團體詳細分析約20間戒毒或輔導中心的資料後發現,全港500多間中學有超過兩成即逾百間學校,都曾有學生因吸毒而需要求助,其中不乏名校,情以新界北較嚴重。

而本報對元朗及北區7所名校學生所作的問卷調查亦發現,約5%受訪者報稱校內有同學吸毒,反映毒品已悄悄蔓延至名校,有中學回應時指會努力找出吸毒學生,盡力輔導。

為徹底打遏青少年毒禍,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促請政府、學校及警方三方合作。他指政府應全盤策劃反毒配套措施;校方應勇於把學生吸毒事件通知警方;警方則應盡力追蹤每宗校園吸毒案的毒品源頭。

毒品K仔(氯胺酮)因價格便宜,兼透過小拆家販賣,漸已成為青少年頭號毒禍。禁毒處數字指2008年呈報的3442名21歲以下吸毒者中,有85.4%即2921人報稱曾服食K仔,「索K」青少年總數比07年大增兩成二。

但有消息人士指出,學生吸毒問題之廣泛,遠超這些已呈報數字。據悉,有團體及大學正蒐集約20所藥物濫用及輔導中心、住院戒毒中心的服務個案資料,調查30歲以下吸毒者的職業、就讀學校、染上毒癮的原因、吸毒習慣等等數據。

當中最惹人關注的是「染毒學校」覆蓋面,按目前已收到的回覆,顯示已有逾100所中學曾有學生吸毒,佔全港500多間中學(包括國際學校等)的約兩成,估計完成調查後,「染毒學校」數目將更多。

問卷調查7英中 5%指同學吸毒

「染毒學校」中不乏名校,包括過往極少發現吸毒事件的女校。染毒學校重災區是北區、天水圍、元朗、屯門,並以北區尤為嚴重,數據顯示北區部分學校的毒害已「落地生根」,若要徹底根治,須接受大規模手術。

現 時已呈報最多「索K」者居住地區,包括元朗、北區、葵青及觀塘。為進一步了解這些地區的校園毒禍,本報近日選擇了元朗及北區7間校風較優良、收生以第一成 績組別學生(Band 1)為主的英中名校,以問卷訪問了305名學生,結果其中5間學校有學生報稱校內有同學吸毒,反映部分名校也疑有毒品入侵。

305 受訪名校學生,有4.9%報稱校內有學生吸毒,報稱有校外朋友吸毒者則有8.5%。受訪者報稱同學或朋友吸食的,以「K仔」(64.9%)及「搖頭 丸」(35.1%)為主,猶幸沒受訪者指校內有人賣毒。而305名受訪者,絕大多數(68.9%)都贊成政府授權校方可向可疑學生「驗毒」,反對的只有 9.5%(見圖)。

校方指未聽聞 表示關注

其中3間疑有學生濫藥的名校,其校長或副校長回應本報時均指出,未聽聞校內有學生濫藥,但關注本報的發現,會嘗試透過駐校社工或老師,確認是否真有其事及找出隱藏的濫藥學生。有副校長坦言,K仔便宜,部分學生又缺乏家庭關愛,不能排除少數學生曾濫藥,但若校方發現必會努力輔導。

張文光轟政府宣戰「無火無炮」

議員張文光警告,約兩成學校已失守,遭毒品突破防線,未來一兩年學界毒禍更是難以想像。他指政府聲稱要向毒品宣戰,但至今仍是無火無炮,政策未能對症下藥,以致學校毒禍蔓延。

明報記者 梁永樂、陳志偉 實習記者 謝少莉、黃柏薇

岑樹基﹕社會沒有放棄你們! ——談正生書院

【明報專訊】最近有關服務濫藥青少年的基督教正生書院是否獲批遷往梅窩 ,使用空置多時的官立中學校舍,社會及地區人士普遍存在兩種聲音。第一種聲音來自認為有切身利益影響的梅窩居民:「戒毒學校」太近民居會影響治安(因會吸引學生的「不良」朋友到訪);設立「戒毒學校」會打擊梅窩旅遊及經濟(影響地區形象);有人甚至擔心因此梅窩樓價下跌,影響置業人士利益。有區議員指出梅窩有不少外籍家庭聚居,空置的校舍改作國際學校更為合適,可吸引他們的子女在那裏就讀。或說空置校舍位於市中心,更適合作其他的經濟用途。這種聲音表面上全部言之成理,卻反映出發言者欠缺對社會最近曝光率甚高的青少年濫藥問題作出承擔。第二種聲音是一種收藏的聲音,縱然從新聞中得知此事,心中也覺得正生「搬校」是好事,卻因「事不關己」,或對校園濫藥惡化的情况不明所以,復因近日「旺角 鏹水彈狂徒」的惡行叫人更關注,也就沒有太多人就正生書院遷校事件發言。
筆者曾在教育界(中學)服務多年,近年轉為全職教會牧者及家庭教育工作者,多年來接觸不少學生及家長,深明青少年在消費享樂主義的氛圍下,面對不少成長上的挑戰和誘惑。在資源薄弱的家庭,青少年容易被忽略,加上教育制度偏重以學業成績分流,家庭關係疏離,青少年得不到足夠的愛與關懷,吸食毒品便成為心理上、朋輩關係上得到即時滿足及認同的便捷途徑。最近的名校生、小學生吸毒事件,只是進一步反映存在多時的實况——濫藥並非一小撮「讀書唔成、結黨生事」的年輕人所為,濫藥(更到位的說法是吸毒)早已滲入校園、滲入不同的社區,毒害青少年的身體與心靈。若不盡早作好配套,投入資源,一方面堵截毒品分拆進入校園,另一方面為已誤墮毒網的青少年提供教育和輔導,幫助受影響的家庭,我們與「旺角鏹水彈狂徒」無異,只是無聲無色地埋下一個「濫藥禍害」的社會計時炸彈而已。
正生書院不是一間戒毒所
反對正生書院遷校的人士對該校認識有多少?筆者曾於2002年在正生書院進行6星期全時間暑期實習(包括與一般已婚老師一樣,每周留宿3晚),與師生一同生活。正生書院不是一間戒毒所,而是一所在前教育署註冊的私立群育學校。學校透過一種「生命意義治療模式」,訓練學生面對人生問題,學習處事和做人。其教學理念採用「手教學模式」,老師不僅是老師,還同時擔任輔導員和教練的角色,提供融合了人生方向的教育、訓練和生活輔導。這種生命師傅式(life mentorship)的埋身相處,融化於中學課程及職業培訓之內。
政府在青少年濫藥的後勤支援工作上,並沒有針對性擺上任何額外資源。正生書院只靠社會福利署 經綜援 撥入之生活費及學費,以及背後之基督教正生會各個職業培訓中心的盈利,以及各界社會人士及教會的捐助維持運作。校內的同工薪酬偏低,教職員只是七折支薪,校長更是只得五折出糧(當年數字),若非有強烈的服侍心志,願意為青少年戒毒者「搏命」,這麼惡劣的教學及生活環境,同工早已另謀高就了。所以,他們願意委身的生命榜樣最為可敬,也深受同學的尊重。最使我感動的是,師生共同生活作息、共同勞動,搬沙抬石、除草清潔,甚至每天一同在開放式浴場冷水浴,以「家庭式治療社區」的概念,用十分具體、「有血有肉」的方法去教導學生,強調學生的工作及學習態度,以及群體生活的分工及責任感,透過生活進行訓練,重建學生的健康自我生命價值觀。筆者眼見一個個初入村的同學,經過同工愛心與紀律的督導,經歷接納與寬恕,真正做到「悔改歸正、出死入生」(正生名稱的由來)的目標。
一位網友曾質疑,有沒有具體證據證明正生書院的福音戒毒是有效的?是因為隔離的生活模式還是福音真有神效?我的親身體驗是:學生戒毒初期當然要透過適當隔離始有成效,但當他們的情緒及學習生活重回正軌後,學校就利用各種不同的半開放式職業訓練途徑,透過工作技能的培育,漸進式的社群接觸,讓學員不再感到被社會歧視及離棄。這種教育策略,對他們離校後重新投入社會有決定性的作用,這正是選擇「非隔離」的目的。我最欣賞校監林希聖及校長陳兆焯的豪氣:
學生接受訪問毋須打格仔
「正生的學生無論接受訪問或見報,都毋須打格仔。他們願意以真面目見人,更希望社會不要歧視我們的學生。打格仔即是侮辱我們的學生,他們不見得人嗎?」
今天我們為一所教改旗艦式的直資學校因管理不善需要交回辦學權而費煞周章,學校過千萬的盈餘,吸引20多個辦學團體火速申請接辦,好擴大直資教育服務的市場佔有率,為原有屬校接龍增取更佳的優勢,這原是無可厚非;然而一所成立超過10年,被譽為對社會有積極貢獻,讓「壞孩子」回頭是岸的學校,學生為什麼要在非法僭建、超額收生、殘破漏水的「現代籠屋」校舍內接受教育呢?垃圾焚化爐堆填區選址當然要謹慎,因有毒物質對人有害;但濫藥青少年與其他在學的青少年一樣,絕對是我們珍重的下一代,他們更不是垃圾,請不要在遷校選址上作出不合情理的關卡,讓學生們真正聽到:「社會沒有放棄你們!」
作者是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前校長、中文大學家庭輔導與家庭教育文學碩士,現職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堂宣教師、中華基督教會基真小學校牧

Tuesday, June 09, 2009

《食品安全法》

【明報專訊】全國人大 常委會在2009年2月尾通過《食品安全法》,法例於2009年6月1日開始實施,包括以下措施﹕

◆明確實行食品生產經營許可制度,通過提高市場門檻,從源頭上加強食品安全監管

◆不得在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國家會對食品添加劑生產實行許可制度

◆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對食品不得實施免檢

◆建立食品生產經營者食品安全信用檔案制度,將那些缺少安全信用的企業逐出市場

◆建立索票索證制度,確保一旦出現食品安全問題,可以追查到底

◆建立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防止不安全的食品繼續流通市場、銷售,成為食品安全的隱患

◆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將現行的最高處以違法所得5倍的罰款,提高為貨值金額10倍的罰款

◆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承擔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負責食品安全的風險評估、標準制定、信息公布等,組織查處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國務院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分別對食品生產、食品流通、餐飲服務活動實施監督管理

◆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統一負責、領導、組織、協調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監督管理的工作機制

◆社會名人代言不符合安全標準食品,使消費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將要承擔連帶責任

Monday, May 04, 2009

Researchers Find First Signs of Autism Even in Infancy

Show the average 14-month-old baby a sealed jar of cookies, and you get some pretty predictable behavior. The child will reach for the treats and, when thwarted, look beseechingly at the nearest adult. The request for help — delivered with eye contact, gestures and often with pleading sounds — is unmistakable. But some babies don't do it. One little boy, captured on video by psychologist Wendy Stone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 repeatedly places a researcher's hand on the cookie jar but never once looks at her face to see why she isn't responding. Eventually, tragically, he gives up.

Show the average 18-month-old a video of toddlers at play, and you can bet that the tot will be mesmerized by scenes with strong emotion: a fight or kiss. But some babies have other interests. At the Yale Child Study Center, psychologists Warren Jones, Ami Klin and Sarah Shultz measure when toddlers stop blinking — a reliable indicator of rapt attention. The typical child will stare at the scene of a kiss, but a child with autism will be transfixed by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a door. (See six tips for traveling with an autistic child.)

Experiments like these, presented at a recent conference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Teachers College, are helping researchers identify the signs of autism at ever earlier ages. For parents, says Stone, director of Vanderbilt's Treatment an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the average age of first concern is 17 months, though a diagnosis isn't typically made until age 3. That's a long time to be concerned and not know what to do."

In 2007,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recommended that doctors begin screening babies for autism at 18 months, but researchers have yet to refine the tools for making a reliable diagnosis at that age. One issue, says Catherine Lord, di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utism &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Center, is that there is so much individual variability in how babies develop. Another challenge is that many of the signature signs of autism — delayed speech, repetitive movements or fixations on particular toys or objects — involve language and motor skills that babies have not yet acquired. That's why identifying the signs of autism before age 2 often involves the absence of typical behavior as opposed to the presence of aberrations.

Among the telltale signs of trouble at 12 months: not responding to one's name; not sharing interests through pointing and eye gaze; lack of joyful expression; an absence of babbling; difficulty establishing eye contact; and staring too long at inanimate objects (see FirstSigns.org for more early-warning signs). Investigators have identified these red-flag signs of autism by looking at early home videos of children who were diagnosed at age 3 or later and by studying the younger sibling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who have relatively high rates — perhaps 15% — of the disorder. But no single behavior is indicative, and researchers believe that rather than being given a definitive diagnosis, tots with several of these behaviors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at risk" and referred to early-intervention programs. (See pictures of a school for autistic children.)

Research strongly suggests that early intervention is key to improving outcomes for at-risk children. And by identifying these children at younger ages, scientists can better determine which aspects of autism are hardwired and which are the secondary results of living with the disability. There is also growing support in the autism-research community for the view tha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hildren who are at risk could be protected from becoming fully autistic if they are assisted early enough and given the optimal interventi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early years has an active role in shaping the brain," says Geraldine Dawson, a leading autism researcher and the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of the advocacy group Autism Speaks. "What we see in autism may be partly the result of not engaging wit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So if you engage the baby through an intervention, you might prevent or at least reduce the development of autism symptoms." (See more about autism.)

Thus, the child who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e typical parent-child dance — exchanging smiles and glances, pointing at something of interest, seeking attention — is missing out on a lot of learning and failing to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more complex social behavior. Rather than become experts on social cues, as most humans are wired to do, these children, observes Klin, tend to focus on the physical world —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doors and the properties of inanimate objects.

Several studi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re looking at how to draw at-risk infants into the social world so that they will develop more normally. On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funded study,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begins intervention for at-risk babies at 8 months, says Dawson, who adds, "What we are doing is teaching the parents how to structure interactions to promote eye contact and babbling." Parents learn, for example, to engage their babies in settings where there are few distractions so that facial expressions and language are more salient. They also learn strategies to calm infants who tend to become agitated and stressed by social activity. The intervention is playful in spirit, says Dawson, adding, "Parents get very confident and are able to learn this quickly." The hope, she says, is that for some significant portion of children at risk, "we can begin before the full autism syndrome is present and prevent it from emerging."

減壓

中大心理學系近年推廣「七好大法」,從生活中7個方向(7-well approach)逐步重拾生活的規律,學會好好愛惜自己。

1)吃得其法(Eat well)

「脂肪」:腦中主管情緒的邊緣系統,需要足夠的「脂肪」才可運作,故日常飲食,絕不能戒絕脂肪。選擇有益的脂肪,如含較多不飽和脂肪酸的深海魚、菜油及果仁。

「 蛋白質」:身體的細胞、荷爾蒙及神經傳遞物,均由脂肪或蛋白質構成,故此蛋白質也不可缺少。瘦肉、魚類及豆類等食物,可提供豐富的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提供燃料供腦部運作,進食全麥食品、糙米及蔬果等,除了提供身體所需能量外,同時能避免血糖大幅波動。

「少啡少煙」:抗壓忌喝含咖啡因飲料及吸煙,以免容易焦慮,難以安睡。此外,高鹽、含防腐劑或含精製糖食物(如糖果及甜品等),都會增加身體的壓力負荷,宜少吃。

2)睡得其道(Sleep well)

睡眠不足,本身已是一種壓力。睡眠除了讓人充分休息,也有助腦袋重整記憶,維持內分泌系統運作正常。定時作息、日間有適量運動、睡前不吃過飽、營造舒適的睡眠環境等,都能夠幫助入睡。

3)運動抗壓(Exercise well)

運動能夠促進新陳代謝,令身體更快排出過多的壓力荷爾蒙,又可刺激腦部晚間分泌褪黑激素,以助入眠。此外,運動令大腦釋放「內啡」,使人有愉悅的感覺,有助改善情緒。

4)人間有情(Love well)

一項為期10年的研究指出,人若缺少婚姻、親朋交往或小組支援,10年內的死亡率較擁有這類社交網絡的人高出3成至3倍。亦有研究指出,有良好社交支援的人,免疫系統較佳,血壓也更低。

5)玩物壯志(Play well)

適量遊戲,令人忘卻煩憂,暫離壓力。無論歎功夫茶或行山,只要能夠樂在其中,腦中同樣分泌「內啡」,提升正面情緒。不同的興趣,還能鍛煉大腦其他少用的部位。

6)人職相配(Work well)

所選的工作與個人能力相配,自然更有信心應付,更有滿足感。工作上,需把個人價值與工作成敗分開:工作失敗,不等於自身毫無價值。記覑:「盡人事,聽天命,隨遇而安。」

7)由「心」開始(Mentality well)

面對相同的環境,不同的心態往往會帶來不同的結局。悲觀或放棄的心態,會提升體內的壓力荷爾蒙,影響身心。抱覑樂觀還是悲觀的心態,完全由你掌握。

資料來源:新地心理健康工程網頁之「精神健康教育資訊」

(網址:http://www.shkpmha.cuhk.edu.hk)、中大心理學系教授梁耀堅

Sunday, April 26, 2009

港首間弱能人大學 5年歷史共7學系

【明報專訊】智齡社區大學是香港首間弱能人士大學,由鄰舍輔導會籌辦,以自負盈虧形式營運,已開辦5年,共有7個學系,包括文學、體藝、社會服務及 社會科學,資訊及科技、形象設計及醫療保健、音樂及舞蹈、話劇。3年「學位」課程學費介乎8000至1萬元。完成指定學分的智障人士可獲非政府認可的文 憑。

鄰舍輔導會營運 自負盈虧

大學今年共有160名畢業生。鄰舍輔導會總幹事董志發估計,可替當中100人找到工作,至於其餘60名學員則會繼續進修。他表示:「畢業生會到鄰舍輔導會旗下的社會企業工作。另外,今年我們計劃開辦洗衣店,預期下年會有更多職位給他們。」

完成學分可獲非認可文憑

董志發又呼籲僱主聘用智障人士,「他們的工作態度比正常人更認真,不會偷懶,是既忠心又勤奮的員工。」

Friday, April 24, 2009

勞福局撥五百萬推愛惜耆英試驗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 與安老事務委員會攜手推行為期兩年的「左鄰右里-愛惜耆英試驗計劃」,進一步利用鄰里層面的支援網絡,向長者宣揚愛惜生命的訊息,及早識別與支援有自殺傾向的長者,並加強預防長者自殺的工作。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表示,長者的自殺身亡率較其他年齡組別的人士為高,情況值得關注。研究顯示,了解自殺行為的成因,為有自殺傾向的長者提供外展等社區支援服務,讓他們認識更多的社區服務,均有助預防長者自殺。

他表示,有見及此,當局撥款五百萬由本月起在全港推行三十三個愛惜耆英地區計劃。參與團體會透過計劃發放的活動基金,開拓新的支援網絡或擴充及優化現有的支援網絡,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自殺傾向的長者,向他們及其家人宣揚愛惜生命及預防自殺的訊息。

現時社會上已有不同的資源,為有不同程度自殺傾向的長者提供服務。新計劃將進一步改善有關服務及加強服務單位之間的聯繫和協調,促進跨界合作。

「左鄰右里」計劃於二○○八年年初推出,現有的兩項計劃分別為「左鄰右里-積極樂頤年試驗計劃」和「左鄰右里-社區關愛長者試驗計劃」。「左鄰右里-愛惜耆英試驗計劃」開展後,「左鄰右里」的地區計劃將增加至七十五個。

Monday, April 20, 2009

關顧智障人士靈性需要

【4月20日 本報訊】智障人士對靈性有需要嗎?是否他們因有身體上的障礙就能與上帝隔絕?基督教靈實協會今日下午於中國神學研究院舉行「無障礙敬拜──照顧智隌人士的 靈性需要」記者會,會上除了公佈一項有關「影響智障人士參與宗教活動的因素」研究調查外,更由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院長分享「殘障與心靈的提昇」題目,記 者會後還有多場研討會,讓公眾人士深入了解。

研究就現時智障人士及其家人參與教會活動的情況、智障人士參與教會活動的態度及影響教會活動的個人、環境及社會因素進行探討。結果顯示教友與非教友的家屬一樣,都希望能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天參與宗教活動。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學系助理教授蕭敏康博士說:「教友普遍覺得智障人士應有平等的宗教權利及希望更多人能信主,但非教友的家長則認為教會中有不同的社交活動,加上有人會關心他們,都會讓智障孩子學到一些好行為。」

雖 然研究顯示智障人士對靈性有需要,然而現實上要讓他們得到教友認同,得到足夠資源牧養有一定困難。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院長謂:「有人會問智障人士他們究 竟明不明福音?我們很少去用上帝的角度去看什麼是正常,什麼是扭曲。一般人很容易去評論一個正常人,他們有足夠的智力去理解福音,但可能他們有既定的價值 觀,會敵擋聖靈的工作;相反智障人士因他沒有既定的世界觀,卻忽略了他們的心靈很容易有空間,讓神及聖靈在他們身上工作。作為教友,我們應把這些大小生命 邀請進入我們的群體中,來慶祝上帝的恩典。」

他 又謂:「今日很多教會看事奉太著重計算回報,經常以參加者及信主的人數來釐訂事工成功與否,其實智障人士到教會裏,更是挑戰我們反思事奉的心態。我們有沒 有用上帝的愛來愛他們,這是不問回報的,而信徒又有沒有釐行上帝的命令,把一般涼水,給最小的一個?這是要我們需要學習的。」余院長又呼籲更多教會能參與 擁抱智障人士的事工,他相信這班智障人士必會為教會帶來很大的祝福。

家 長譚瑞麒表示帶領仔仔返教會曾經歷過很大的困難,「一部分弟兄姐妹很接納,令我們能在困難中都能面對及接受到現況,但仍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們的不諒解及認同 是無形的表達,這時需要神額外的憐憫。」他坦言仔仔的出現,特別在生命出現危險的時候,更令他反思神是什麼的神,讓他學習信心、祈禱,對於他來說,仔仔在 是他家庭及生命中的祝福。譚先生又相信種祝福可繼續延伸,智障人士不單是家庭的祝福,同樣他確定也是神家(教會)的祝福。「教會要擁抱這些祝福,必須要有預備,例如教會怎教育會眾接納智障人士、是否視他們為滋擾,還是接納他們是一家人,怎設計協助他們或是資源的運用,教會都有反省的空間。」

兒童輪精神科 一等要3年

【明報專訊】醫院管理局的 兒童精神科新症平均輪候時間由9個月至3年不等,其中新界東醫院聯網更是重災區,新症輪候時間最長達3年。中文大學精神科副教授黎以菁指輪候時間過長與人 手短缺有關,如新界東只有4個醫生處理1000個新症。葵涌醫院行政總監熊思方醫生坦言,若要改善輪候時間至合理水平,估計需增加3至4倍人手,即要有約 100名兒童精神科醫生才可解決問題。

社工:不及時治療 虐兒案或增

防止虐待兒童會總幹事雷張慎佳批評,香港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成員,兒童若要等3年才能獲兒童精神科治療是「不可接受」,而患有多動症兒童若不及時獲治療,最終可能演變成虐兒個案。她促請政府增撥醫療資源給兒童,並成立兒童事務機制保障兒童權益。

負責新界東兒童精科服務的黎以菁承認,有情緒問題兒童要等3年才可接受兒童精神科治療是不合理。她說,新界東有四成新症屬「過度活躍症」,佔人口5%至8%。由於病症可影響患者的學習及人際關係,若拖延兩三年才有接受治療,病者可能已因無法專注學業,半年沒有上課,社交障礙亦會影響其人際關係,影響兒童一生。

新界東重災 4醫生治1000新症

黎以菁說治療兒童精神健康情緒問題,需要治療團隊,包括兒童精神科醫生、臨脇心理學家、護士、社工,以及得教師和家長配合,但新界東只有4名醫生處理1000個新症,包括兩個兒童精神科醫生和兩個受訓醫生,最近才增加了一名副顧問醫生。

新界東醫院聯網總監馮康已在2008/09度增加一個副顧問醫生、一名臨脇心理學家協助處理新症,在09/10年度亦會再增資源。

兒童精神科醫生熊思方說,一至兩成兒童及青少年會出現各種情緒問題,包括濫藥。醫管局兒童精神科由大埔那打素、葵涌、青山、瑪麗和聯合5間醫院負責,熊醫生指新界東兒童精神科累積千宗新症,輪候時間是各區中最長,其他各區的輪候時間平均為1年半。

熊 思方不贊成由其他聯網協助新界東縮短輪候時間,認為問題核心在於「醫管局兒童精神科全部加起來只得20多個醫生,人手十分短缺」,除了葵涌醫院因要顧及九 龍西和九龍中兩個聯網,才有6名兒童精神科醫生,其餘4間醫院各只有兩名兒童精神科醫生及兩名受訓醫生,他指若要改善輪候時間至合理水平,需增加3至4倍 人手至約100名醫生。

馮康認為,可考慮將部分徵狀輕微的個案,轉介區內私家兒科或家庭醫生處理,他正研究與醫學會大埔社區網絡的醫生聯絡。

黎以菁說,兒科醫生必須接受兒童精神科培訓才可處理有關個案,部分兒童表面上有行為問題但背後成因涉及不同的診斷。新界東精神科與大埔那打素兒科有合作,輕症由評估中心轉介給兒科,重症交由兒童精神科處理。

Sunday, April 19, 2009

自殺跟時令有關 春季及不景氣年代較危險

(法新社巴黎 17日電) 現在是危險的時候。一份今天公佈的自殺趨勢分析顯示,春季及經濟衰退期間,自殺率會上升。

根據這項研究,這個時機再加上幾個已知的自殺危險因子,例如性別為男性、當醫生、有吸菸習慣,那就是可能會致命的組合。

這項研究由牛津 大學(Oxford University)的霍頓(Keith Hawton)與比利時 根特 (Ghent)大學醫院(University Hospital)的赫林根(Kees vanHeeringen)共同主持。根據研究結果,估計每年有100萬人自殺,佔全球死亡人數1.5%。

但是,每個國家的情況有很大不同,甚至不同緯度之間也有差異。

芬蘭 、拉脫維亞、匈牙利、中國、日本 與哈薩克的自殺率偏高,每10萬人有20人或更多的人自殺;立陶宛的自殺率是每10萬人就有近40人自殺。

這篇刊登在英國 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的研究說,一般來說,自殺在前蘇聯國家是一大問題。

在中國,自殺死亡人數在所有死亡人數中所佔比例為3.6%,在全球自殺死亡人數所佔比例是30%,遠高於中國人口在全球人口所佔的比率。

在歐洲,住在日照較少的北歐地區,似乎會使自殺率提高,特別是在春季,但科學家不清楚原因。

一個理論是跟生理有關,也就是在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黑暗之後季節改變,會觸發某種到目前外界並不清楚的神經化學失調現象。

另一種理論屬於社會學範疇:在那個換季的時候看到其他人顯得很開心,可能會特別難受。

在富裕國家,女性跟男性自殺比例是1比2到4。在開發中國家,男女自殺比率較平均,但可能在朝富裕國家的方向移動。

但中國例外,女性輕生的案例比男性多出許多。(譯者:郭美瑜)

Saturday, April 11, 2009

助窮人太陽能煮食 「京都紙盒」奪環保大獎

【明報專訊】想以廉價及環保方式煮食?只需買一個紙盒就可以。非洲 肯尼亞一名發明家把常見紙盒改裝成太陽能煮食爐,可助全球數以億計窮人減少燒柴煮食,以減少排放溫室氣體。這項成本僅6美元 (46.8港元)的發明,在環保大賽中贏得7.5萬美元(約58萬港元)獎金。

兩紙盒製成 成本僅46元

這一設計獨特的煮食爐名為「京都紙盒」(取名源自規範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它由兩個紙盒製成,盒蓋包上錫紙集中熱力,盒身塗上黑油吸熱,紙盒內有一個煮食用黑煲,透明煲蓋可助保存熱力及水分。

在肯尼亞開設能源公司的發明家博默(Jon Bohmer)表示,他希望「京都紙盒」能把太陽能煮食推廣至發展中國家,取代燒柴,「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他們不可只靠木材及山火煮食,這會摧毁所有樹」。

評審:有望改善數十億人生活

在環保組織Forum for the Future舉辦的環保大賽上,評審對「京都紙盒」能在發展中國家立即大量生產,都感到印象深刻。評審馬登說﹕「紙盒有改善數十億人生活的潛力,是一項可大量生產的革新發明。」

Thursday, April 09, 2009

張超雄﹕失業不是誰的罪孽 ——再論失業保險制度

【明報專訊】繼1997年金融風暴及2003年SARS 疫潮後,本港經濟再次陷入蕭條。股市連月下瀉,裁員減薪不斷,無力感已迅速擴散至各階層。樂施會 委託筆者進行的調查便發現,即使面對綜援 的負面標籤,願意申領的人還是增加了,表示在財困時會申領綜援的有六成半,較2006年上升5.5%。市民雖然肯定綜援的作用,卻始終認為申領綜援是可恥的,因而多達三成半市民即使遭逢困境,仍然堅拒接受援助。

經濟不景帶來工資下滑和失業問題,綜援宗數上升本來是必然的事。但本港經歷前兩次的經濟危機,卻是以減少對失業者援助告終。政府一邊廂表示憂慮「綜 援養懶人」,另一邊廂又暗示「領綜援好過打工」,總之就是要將綜援冠以惡名,然後削減綜援,自然便水到渠成。這種「譴責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的策略,令市民對綜援敬而遠之。有一家四口失業4年,以麵包度日,父母寧願犧牲孩子的健康,也不願申領綜援,為的只是「骨氣」2字。

失業問題不是當事人自己種下的孽,而只是資本主義周期「必然的惡」(necessary evil)。失業問題既由客觀環境因素所造成,那麼政府便有責任為失業者提供最基本的保障。

政府鼓吹「窮人鬥窮人」

在香港,綜援是失業者唯一的社會安全網,但所謂安全網其實一點也不安全。雖然受助人必須按規定積極尋找工作,並接受嚴格的資產審查,但由於綜援支出 完全由納稅人支撐,受助人接受免費給付,難免被視為社會寄生蟲。加上政府鼓吹「窮人鬥窮人」之風(沒有接受援助的窮人,敵視申領綜援的人),市民視綜援為 施捨,申領綜援只能是窮途末路的最終選擇。

外國同樣有援助失業者的措施,卻沒有產生綜援一樣的標籤效應,因為這都是透過社會保險制度進行。目前全球已有超過70個國家或地區(包括中國大陸及台灣 ),訂立了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保險金作為過渡性質的替代薪酬,目標既是維持失業者的基本生活開支,也讓他們維持一定議價能力,緩和市場工資下滑的情况。

與綜援一類的救濟措施不同,失業保險並不屬於社會福利系統,而隸屬社會保險範疇,強調的是一種公民權利。在風險分攤的精神下,失業保險制度由政府、 僱主及僱員三方(或只是其中兩方)集體供款,供款額由月薪0.5%至2%不等。在每次失業期間,曾經供款的市民可向中央戶口領取相等於原來入息40%至 80%的保險金。由於失業保險金只限非自願失業的人領取,而且時限只為約半年至1年之間,因此不會造成濫用。

失業者也是被剝削者

倘若失業者在時限過後仍未找到工作,很多國家仍有第二層安全網,即失業救濟金。失業救濟金的薪酬替代率較失業保險為低,同樣設有發放期限。救濟金的 行政管理方式與失業保險類似,因此接受援助不會讓人感到可恥。與本港情况不同,失業者只有在經過兩層安全網後,仍未擺脫失業困境,最終才會接受屬於最底層 安全網的公共援助。

國際社會保障學會曾經比較全球150個國家,結果顯示不同國家保障失業者的措施,與其經濟發展水平直接相關。在每年人均收入達到6870美元 的國家之中,設有失業保險制度的有45%,而人均收入達到13,750美元的,這個比率更達到70%。現時本港的每年人均收入已超越2萬美元,卻一直沒有設立失業保險制度,在全球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或地區之中,本港之例可說是絕無僅有。

再看保障勞工的《國際勞工公約》。在公約多達182條涵蓋人權、工會權利和就業條件的條文當中,本港只實施了47條,而公約有關保障失業者的全部3條條文,本港更是一條也沒有實施。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價值每每以經濟尺度來衡量,失業的人因而受盡白眼。其實失業者也是被剝削者,他們被剝削的,正是最基本的就業權利。在失業形態 趨向結構化的今天,失業不是誰的罪孽,而是必須由社會整體面對和承擔的問題。設立失業保險長遠可以增加福利制度的承載能力,對受助者也人性化一點。

Sunday, April 05, 2009

170古樹病重 專家指驚人

【明報專訊】康文署 首次披露,《古樹名冊》內470棵古樹中逾三成為「問題樹木」,當中12棵因瀕死或遭颱風破壞已被移除,另170棵古樹需要加強護理。有樹木專家對「問題樹木」數量之多表驚訝,擔心已錯過護理的「黃金檔期」,須投放大量資源進行保養確保樹木健康,否則成為城市陷阱。

佔《古樹名冊》三成

赤柱 古 樹殺人事件,促使政府成立跨部門小組,全面檢視目前政府管理、保養樹木的各項安排和執行的情况;本報再委託港大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長春社保育經理兼註 冊樹藝師蘇國賢,為本報曾於年多前檢視過的古樹或大樹再把脈,以檢視多棵由各個部門負責日常管理及保養的古樹及大樹。結果發現,多棵樹木長期存在結構及健 康問題,有古樹護理後,健康不單未有起色,更有倒塌危險。

尖沙嘴 古樹悉心搶救未回天

其中尖沙嘴彌敦道聖安德烈堂入口的古樹細葉榕便是一棵經挽救,但未見起色的古樹;蘇國賢約年半前至今,曾多次檢視這樹,上周發現當局下了不少工夫,該樹根部鑿開了部分混凝土,露出泥土,樹幹以拉纜索穩定。

但他稱,細葉榕的樹冠較前稀疏,樹幹生長出大量水橫枝以自救,主幹發現一幅兩呎乘一呎的蟲蛀痕迹,形狀有如地圖,顯示樹幹內部有可能腐爛,這些徵狀顯示,康文署過去的補救工作,仍無助回復生機,「相信已錯過了醫治的黃金檔期」。

至於九龍塘紫藤路的合歡及九龍公園 內小型足球場旁邊的細葉榕,健康亦未有起色,記者現場所見,豪宅旁的合歡有傾側現象,樹根周圍磚塊隆起;九龍公園細葉榕的樹冠只餘下10%以下,樹身以大量金屬架支撐。

蘇國賢表示,本港路邊不少大樹有數十年樹齡,往往「先有樹,後有路」,過去缺乏綠化規劃,加上部門各自為政,「種樹由康文署負責,樹種下去後,其他 工務部門負責鋪磚,結果將樹根重重圍住」。政府內部一向有指引,規定路邊樹木至少要有1平方米泥土空間,但不少部門明顯沒有遵守,希望政府檢討時,要正視 該問題。

港大地理系講座教授詹志勇昨日與本報巡視其他部門負責管理的樹木,發現亦有樹根生長空間不足,以及選擇樹種不當問題,其中一幅位於西環的斜坡,種了快高長大的台灣 相思,由於樹身太重,以致主幹「打橫」生長;該樹根部生長空間不足,以致周圍混凝土被樹根「撐爆」。

促設專業統籌部門

詹志勇建議參考新加坡 , 成立一個部門統籌護理樹木工作,把樹木專家及護理樹木的資源集中研究及護理樹木,所有觸及樹木的工程日後需諮詢該部門的意見,而為了確保工程不會影響樹木 健康,他認為需有機制讓前線工程人員了解部門定下的保育樹木指引,「否則即使你制定了全世界最美的指引,但工人鑽地時不知道的話,執行不到便無意思」。

蘇國賢認為,政府應趁今次機會,徹底檢討管理及護理樹木的機制,改善以往「頭痛醫頭」的心態。他舉例說,外表有問題的大樹固然要對症下藥,但健康及 結構良好的大樹亦可能有潛在問題,例如樹根被混凝土包圍,若不採取行動,長遠就會引致健康問題,例如根部腐爛,最後危及市民安全。

考試期 學童焦慮求診激增

【明報專訊】踏入考試季節,不少學生承受沉重壓力,因焦慮症 而求診的學童較平日增加三成。專家指年紀輕的學童或不擅於言語表達,家長需特別留意他們咬手指、半夜尿牀等焦慮行為,例如曾有準升中學生,承受考入名校的沉重壓力,經常亂扯頭髮導致開始禿頭。

精神專業聯盟精神科專科醫生林中鍵應診的醫務所,今年平均每月接收15宗學童患上精神病的新症,當中近10人「病源」來自考試壓力,大部分是應屆中學會考 及高級程度會考 生,情况較往年嚴重,他說:「過往每年踏入考試季節,求診的學童大約增加一成。」

年紀輕 或不擅言語表達

林中鍵表示,年紀較小的學童無法像成人般表達焦慮情緒,往往透過一些小動作顯示出來,包括咬手指、搣手指、拔頭髮、半夜瀨尿等。他提醒家長,若發現 子女突然出現焦慮行為,或經提醒後仍無法戒除,極可能是因為情緒問題引起焦慮行為。他警告,年紀小已患上精神病而得不到適當治療,精神病將愈見惡化。

林中鍵又指出,學童除了承受考試壓力外,焦慮亦有源自家庭或社交問題,最年輕的個案是一名僅8歲的女孩,因父母花較多時間照顧長期患病的弟弟,她擔心會被父母遺棄而焦慮得經常咬手指,令十隻指頭全破損流血。

溝通鼓勵 取代囉嗦責難

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註冊教育心理學家)余古少賢提醒家長,子女考試期間應特別留意他們有否異常行為,如失眠、沒胃口,尤其是提及考試時,子女眼神有否露出驚恐表情。

她呼籲家長協助子女面對考試壓力,不應採用囉嗦或責難的方式,宜多與子女溝通及鼓勵,例如烹調他們喜愛的小食、一張字條、一張鼓勵的書籤或電郵等,協助子女應付考試壓力。

中大精神科學系教授李誠認為,學童於考試季節前後患上焦慮而求助絕不出奇,焦慮症患者較其他抑鬱症 等精神病患者更易受環境影響,焦慮症患者的壓力上升時,病徵會即時出現。「一般人懂得把壓力轉化成動力,但學生面對考試,會加劇平日累積的壓力,形成焦慮。」

明報記者 曾愛盈

Thursday, March 26, 2009

免浪費食水 環團倡落實再生水冲廁

【明報專訊】全港有兩成住戶仍以食水冲廁,每年浪費8200萬立方米食水,鳳溪公立學校(慈善團體)獲環保署 資助,於轄下學校及老人院試驗用再生水冲廁,試驗計劃去年完結後不獲資助,盼政府盡快全面落實使用再生水。

試驗完結不獲資助 復用食水冲廁

環保組織易行動認為,內地旱災與本港市民的用水方式息息相關。該組織訪問300名市民,97%受訪者認為市民應在內地旱災時盡一分力,另有93%市民認為特區政府 應制定更環保的用水守則。

政府在上水 石湖墟污水廠早於2005年加建再生水設施,鳳溪公立學校(慈善團體)轄下位於北區的中、小學、幼稚園及老人院等,獲免費鋪設喉管試驗再生水計劃。團體的行政總裁馬紹良表示,再生水的做法非常環保,可惜去年試驗計劃完結後遭環保署拆去再生水水管,需回復再以食用水冲廁。

易行動項目總監劉國勳表示,新加坡 的再生水已發展至適合飲用,但香港的發展長期滯後。他指環保署去年結束再生水實驗後,一直未見跟進,促請政府明確落實施行時間表。

Tuesday, March 24, 2009

鄭漢良﹕內地《草泥馬之歌》 與網絡審查

【明報專訊】大陸網上這些日子廣泛流傳一首「兒歌」,歌名叫《草泥馬之歌》,由於點擊率超過100萬,YouTube 網站收集了這首歌的多個不同版本,甚至連美國 《紐約 時 報》的網站也予以重點報道,可見其熱爆的程度。《草》歌引人注意之處,在其歌詞的諧音,與普通話罵人的髒話非常接近,歌詞中的「草泥馬戈壁」,不用解釋相 信大家已心領神會,不止如此,歌詞中更出現「河蟹從此消失草泥馬戈壁」字句,「河蟹」與「和諧」諧音,而和諧又是當今中央最強調的施政基調,《紐約時報》 的報道於是形容這首歌含有中國網民對目前緊縮的言論空間和網絡審查制度宣泄不滿的叛逆心態。

這首歌的歌詞是:

「在那荒芒美麗馬勒戈壁,有一群草泥馬,他們活潑又聰明,他們調皮又靈敏,他們自由自在生活在那草泥馬戈壁,他們頑強勇敢克服艱苦環境,噢,臥槽的草泥馬!噢,狂槽的草泥馬!他們為了臥草不被吃掉打敗了河蟹,河蟹從此消失草泥馬戈壁。」

《草》歌的節奏輕快,配上天真爛漫的童聲,畫面上是一群溫順的所謂草泥馬(其實是南美的羊駝)在奔跑、在吃草,誰又會想到這群草泥馬居然成為了大陸網民反抗審查制度的化身?

《草》歌早在今年1月就在網上出現,據報道有些商店還有草泥馬的塞布公仔出售,銷情不錯,反映《草》歌已在現實社會引起迴響,可問題卻出在這首歌怎 麼可以逃過網絡警察銳利的監控而在網上竄紅幾達3個月之久?這又是否意味目前當局使用的審查科技已被黠狡的大陸網民擊破,畢竟擁有超過2.5億網民的中 國,是個不折不扣的網絡大國。

中國對網絡信息的流通嚴密監控,主要是針對政治的言論,例如去年年底由海內外民主人士發起的「08憲章」,就遭到立刻的封殺,包括劉曉波在內的多名簽署人或被逮捕或被問話。內地網站的搜索器,凡是對民主、獨裁、六四 或民運等字眼的查詢,大多的回答都只會是「查無此人」。正因如此,不講民主、不罵獨裁的兒歌《草泥馬之歌》,可能就這樣的成為漏網之魚,游進億億萬萬條信息組成的大海。

其實《草》歌嚴格而言只能算是大陸網民延續過去一貫的惡搞風氣,例如張藝謀 導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 》 因為片中女士裝束個個擠胸突乳,波濤洶湧猶如雙雙對對會走路的饅頭,而遭到網民惡搞為《一堆饅頭引發的血案》。與以前的惡搞例子相比,《草》歌顯然是粗鄙 有餘而趣味不足,最起碼做父母的就不會讓孩子聽這首歌,而就算如果當中蘊藏着某種政治信息,但在一眾兒童高唱「草泥馬戈壁」的歌聲下,也會令人生厭。

台灣 的 網絡上同樣流傳一首類似的歌曲,歌名是《趕羚羊》。部分歌詞是:「趕羚羊,草枝擺,羚羊最愛眾人趕。」如果懂得台語,「趕羚羊」就是「草泥馬」,「枝擺」 就是「戈壁」。可是台灣的羚羊從未造成轟動,更沒有彼岸的草泥馬那般的受到矚目,原因是台灣沒有所謂的網絡審查,網民更不必需要借用草泥馬的掩護來打政治 擦邊球,至於品味高低則是笑罵由人。

任何的審查制度,都難以量度品味的高低,但只要網絡審查一天存在,內地必然會跳出更多不堪的草泥馬來考驗和測試這個制度。

咫尺之間﹕《海角七號》與國際化

【明報專訊】要說「國際化」,有國是先決條件。1971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中華民國的聯合國 的中國席位,從此在國際舞台上排擠台灣 。這也是源自「有國才有國際化」的道理。外交通道走不到,藝術創作卻阻止不了。近期最突出的例子,莫過於是在台港都引起注目的《海角七號》。

《海角七號》以台南恆春如何接辦日本 歌手的演唱會作背景,講述從台北歸來的主角與當地人組成樂團並參與演唱會作暖場嘉賓的故事,並以一段60多年前的台日感情作連貫,暗暗向全球華人道出台日關係的國際水平,以及內地與台灣的文化差異。

電影本身雖為一套愛情電影,但當中引起討論的,是電影中對日治時期管治的描述。有論者以「台日戀」作為象徵,認為電影有一種媚日,甚至公然懷念「皇 民化政策」的傾向,專欄作家王豐更將電影冠以「大毒草」之名。不論是網民還是學者,紛紛以後殖民學說、國族問題、台灣的主體性等不同方向討論電影,特別是 電影的受歡迎程度不多不少反映出當地對日治時期的特殊感情,因而將電影帶到一個政治層面上,甚至連中國海協會長陳雲林訪台時,也特別要觀看此作品。

不論從主題曲《國境之南》到片中常用的台語,整部電影是全然本土性的,甚至是南部性。雖說本土文化未必與政府等中央機構有所對立,但這個背景結合本 身台南綠營及台獨基地的身分,就內地統派角度而言,就顯得相當不安,更是內地「憤青」的罵戰對象。《國境之南》便使內地與台灣(主要是台南)在全球華人的 腦海中割裂。

獨立運動組織 爭取發言

若將電影有關的討論引伸,假如說獨立運動組織需要在當地進行文化工作(如以語言、文字等方面入手),營造本土個人的身分認同與連繫,作為進行有關政 治行動的思想與主導方向,那麼,在全球化的年代,相關組織還需要對外建立緊密連結的脈絡,在這個以主權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舞台上,以非國家行為體 (Non-state Actor)的方式繼續發聲。有「小聯合國」之稱的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及民族組織(The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 UNPO),正屬此例。

UNPO是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提供了一個平台供各地的獨立運動組織,以地區名義交流並表達訴求。UNPO總部設在荷蘭 海牙 ,現時共有57個會員,相關中國領土的會員就有台灣、內蒙古 、西藏 與東突厥斯坦,當中以台灣最為積極,例如民進黨 立委張旭成曾是該組織的指導委員會主席。這種「有實無名」的外交,正是通過不同組織的形式進行,亦是當今國際新秩序的特徵之一。

■想一想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化的環境下,如何在國際舞台上爭取主導權及生存空間?試以台灣為例,加以討論。